旧社会的工人农民有多惨？
这种数据、论文随便去知网查查就有，我都不知道某些人搞得在揭秘什么“历史真相”一样，我就贴一段，想对比建国后和改开后的可以翻我上一个回答。
长江流域各省的附加税无不繁重。在江苏，如宜兴在民国初年，田赋每两仅征银一元五角，民尤以为苦，“今每两已征银五元有余”。泰县，忙银正税１９２１年是１．５元，附加税为０．９１２元；１９２９年，正税是１．５元，附加税则增至７．０１２元；而１９３１年、１９３２年、１９３３年这３年，正税虽保持在１．５元，附加税却为７．８１２元，超过“正税五倍以上，而田亩特捐（每亩八分）等犹不在内也”。苏南１１个村的具体材料表明，“１９２９年苛捐什税的项目有２３项，税额达１５９７．９４担（一律折糙米），１９３６年有２５项，税额达２１３１．５０担”，当局“在税收上对农民采取了残酷苛重的压榨政策”。在浙江，如杭县农民“最堪痛者为完粮（即地丁银）……清季定例，每两以一元五角计算……民国以来，变本加厉，任意加征。而杭县今竟以（已）加至九元六角矣”；江山县农民“钱粮一项，前数年仅二元余即足完一两，今年（１９３２）则一两非十元不可”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的结论是：在这样的田赋制度下，农村“受到了极大的摧残”。在江西，田赋一年实收“占全省收入半数以上……田赋上附加，漕米一担，有抽至四十元以上者，已超过正税十倍以上。故江西农民担负极重”。其他如安徽、湖北和四川等省，附加税的增加也相当惊人。
华南和北方地区各省的附加税逐年增加。在广东，如茂名田赋“三年间多了三倍”；番禺１９３４年与１９２８年比，“每亩所纳的税捐”，“五年间税率涨高了三倍的光景”；因而“每亩完粮……增高至三倍余”是常见的情形。在广西，如贵县田赋附加“至民国二十二年，其数已达赋额二倍又百分之一十”；武宣县“近年因新政繁兴，田赋加至四、五倍之多”。在山东，如烟台的田赋，在“民国十七年时，每亩地丁合每两三元有零，民国二十年，每两即增至三十六元有余之多”。冀豫两省之田赋与鲁省一样，也在翻倍地向前攀高。在陕西，如城固田赋等“几增加了十一倍”；陕西虽地贫，却“以最瘠苦之民众，任最繁重之负担”。在绥远五原，农民“捐税苛繁，年增一年，农民负担，日重一日”。在晋甘青三省，农民的田赋也是如此苛重。
“农民负担，日重一日”，可谓是对这一时期各省田赋正附税之繁苛的总概括。研究中国财政问题的学者朱偰１９３４年根据对川西富饶之区崇庆县田赋征收情况的分析指出：“今年当在四次五次左右。于是田赋正附税负担总额已占总收益三分之二以上……苛敛一至于此，农村又安得而不破产耶？”１９３５年他又对江苏海门“田赋附加税之重”的情况进行了考察，尖锐地质问：“如此苛捐重敛，直是‘竭泽而渔’，欲农村经济之不破产，其可得乎？”这一研究虽属四川和江苏的个案，但带有一定的典型性，与以上全国其他地方附加税严重的情况基本一致上述资料均表明，南京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十年田赋正附税征收之重，是不争的事实。据统计，清代从康熙五十二年（１７１３）至光绪二十九年（１９０３）这１９０年间，漕粮的税率增加２１０％，附加税的税率增加１２８％；而民国成立后，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８年１６年间，仅田赋正税的税率就增加了３９３％。与１９１２年相比，南京国民政府所征田赋更是大幅增加，而且一年重于一年。以水田情况而论：１９１２年各省平均田赋占地价的百分率为１．６９％；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，１９３１年为２．０８％，１９３２年为２．３９％，１９３３年为２．６７％，１９３４年为３．０５％，１９３５年为３．０９％。平原旱地情况：１９１２年各省平均田赋占地价的百分率为１．８％；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，１９３１年为２．３３％，１９３２年为２．４８％，１９３３年为２．７４％，１９３４年为３．２６％，１９３５年则高达３．４９％。在此期间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虽然曾试图纠正田赋任意附加的情况，但并无实际效果，变相的各种附加和任意摊派仍然大行其道。由于田赋繁重，地主必然把负担转嫁到佃农身上，因此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贫苦农民，其后果必然是“赋重病民”。“各地农村经济衰落的原因虽不尽同，但税捐之繁重却实为一个普遍的因素……农村经济破产之一般的原因，实为田赋附加税之有增无已”。而且，田赋征收中还暴露了诸多弊政，如“负担之不均”、“征收制度之黑暗”等，田赋及其附加成为“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巧立名目的工具”。这些不公和黑暗，也进一步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南京国民政府在农村实施的“竭泽而渔”、“杀鸡取卵”的税收政策，必然使本已脆弱的农业经济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能力，造成了农村的普遍衰败，当遇到天灾人祸之际，农民则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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